就直說了，本文立場是直接廢除文化盃，或者改制。
（怎麼每次都要踩這麼Hardcore的立場XD）
（筆記是我自己的思考脈絡，可能雜廢之事過多，這是我的習慣，看官請自行注意…）
壹、「文化盃」淵源
中華文化復興運動，是中國國民黨在1967年開始，為了抗衡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而發起的，以黨─國家機器運作的文化運動，這點大概無庸置疑，因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成立時，蔣介石即任會長。中華文化復興運動，為的即是面對「道統」與「法統」危機，根本上是中國國民黨─中華民國統治合理性的危機。
道統的觀念，是認為儒家思想的傳遞有一個傳承系譜，自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武周公…綿延不絕；法統則為指統治權的傳承系譜，但是法統的概念大致上依存道統。康熙親制《日講四書解義一部》中言：「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…」，不以法統卻以道統自稱，又言「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…」，明確的是以儒家道統系譜來合理化其法統。而孫中山、蔣介石在獲取政權後，無不自稱繼承中國（或中華民族）的道統。
天命又與道統法統相依存，同為傳統中原歷代王朝統治正當性的授權來源，《詩經》商頌‧玄鳥寫道：「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，宅殷土芒芒。古帝命武湯，正域彼四方。…殷受命咸宜，百祿是何…」，其中所述，帝王是天子，即天命之子，統治權受命於天。於是詔書起頭常常是「奉天承運、皇帝詔曰…」，在政權更迭時所用的「革命」──革除天命，竟也同樣依靠道統／天命論，如《周易》革卦‧彖傳云：「天地革而四時成，湯武革命，順乎天而應乎人」。
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時有三點目標，其中第一點所述，完全展現這是個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文化運動：
（一）以倫理道德為淑世之本。其最具體的行為表徵，就是忠、孝、仁、愛、信、義、和、平；其最重要的哲學基礎是「仁」字。
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推行，用意是確保（或營造）中華民國是中華文化的正統傳承者，更明確的說，是儒家道統的繼承者、進而是「中國」政權的合法代表。在此架構之下的「文化盃」，即是黨─國家機器維繫政權合理性（中華文化－「中國」代理人）工作的一環，即使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雷聲大雨點小（真正掀起波瀾的是1970年代開始的民歌運動），也無法抹滅「文化盃」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關聯。
身為民族學徒，自然對「中華文化」與其所相應的「中華民族」有敏銳的排斥反應。民族學的核心價值之一，是族群文化共生的多元價值，這點反映在民族學比較研究方法的基礎，是文化相對論（cultural relativism）與多元文化論（multiculturalism）。
強調多元價值，即會強調尊重差異，但是以「中華文化」為主的國族國家史觀－文化觀的單一敘事，在當代強調以台灣為主體出發，思考台灣特殊的文化歷史肌理，重新思索「台灣性」時，獨尊中華文化正統性，對於台灣原住民族或新移民的各種歷史文化的排除，不僅是過時的思考，更是嚴重缺乏人文思維的作法。
那麼，作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其中一環的殘留物，「文化盃」若不逕自廢除，反思其背後的政治經濟圖像以及權力地圖，好歹也改個名，與過去勇敢地斷裂。如果主張因為歷史傳承、校友認同而不願意廢除（或至少改名），這麼樣的以古為尊的話，不如也把「國立政治大學」改回「中央黨務學校」吧。
貳、黨校－校歌淵源
政治大學「黨校」淵源，自黃埔軍校分離出來的歷史演變，不必多提。
舊校歌為國民黨右翼ＣＣ派大老、時任教育長的陳果夫，約於1940年寫詞，並由心懷大中國、寫過〈我所愛的大中華〉這種歌的李抱忱作曲，在這樣的背景下，這首校歌要沒有黨國色彩，那才是奇怪。「實行三民主義為吾黨的使命，建設中華民國是吾黨的責任」放在中央政治學校背景下固然合理，但已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，並且在台灣納入當代大學體系之中時，這首校歌還能傳唱至今，確實是黨國威權時代的活化石。
當黨─國家機器推動維護中華民國統治合理性的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」，在政大舉行文化盃，並列舊校歌為指定曲時，一個由黨、國家機器、威權體制、文化、音樂、認同所共構的「中國國民黨─中華文化─中華民國引力場」（黨、道統、法統，黨的正當性來自於對「中華文化」詮釋權的佔有與壟斷，自擁道統，進而使中華民國的法統隨之合理）儼然成形。
「我們就是管理眾人之事的人」、「進而使我全國同胞，親愛精誠，親愛精誠」固然奇怪，不過是大學生，如何有權力去管理眾人、使全國同胞親愛精誠呢？但是當「實行三民主義為吾黨的使命，建設中華民國是吾黨的責任」完成黨國三位一體的引力場時，一切疑惑都煙消雲散了。
說它是黨歌，完全不為過。
參、校園內的轉型正義
自然，政大過去確實為黨校，這是不容抹滅的歷史，但這不代表直到今日我們仍須抱著歷史的鬼魂不放。因此其中涉及到更進一步的轉型正義的問題，也是過去幾年來，在論校園內蔣介石銅像遷移問題時，必然遇到的題組，我也想要不厭其煩的抄一下自己寫過的東西。
我們姑且說，銅像的權力面向至少有二，一是銅像本身及設置銅像所具有的象徵意義，也就是其所再現的歷史意義與社會文化象徵；二是設置銅像這件事的權力關係，來自強勢者對於弱勢者的支配地位。
塑像本身就是為了彰顯某種意義而存在，阿布辛貝勒神廟的拉美西斯二世石像，即是為了宣示其統治、宗教地位；羅德斯島太陽神像也是為了頌揚太陽神神威；日治時期「君が代少年」銅像，更是日本政府透過塑造詹德坤的故事與建立其銅像，強調日本殖民統治力量。公館公學校的學生經過銅像，還得脫帽鞠躬，產生一個個殖民力量下的馴化個體。
如果覺得這些都離我們太遠，可以想想看1988年拉倒吳鳳銅像，為什麼會被視為原住民運動的重要事件，因為吳鳳銅像所再現的就是漢人、日本人對原住民族的污名與殘暴統治歷史，拉倒銅像這個強力的象徵，心靈的解殖才有可能。設置蔣介石銅像，即是在彰顯蔣介石所具有的象徵意義。
符號本身是能指、所指組合成，如果去除所指、只留下能指，那它當然就只是一件物品、「一座無法言語的雕像」，或只是一塊銅。符號的能指本身當然不具意義，重要的附加在其之上的所指，而所指是具有社會意義的。蔣介石銅像所指陳的象徵意義，在今日看來即是威權統治、政治霸權，是神格化的個人崇拜、領袖崇拜，不必多說，看看廣布各地的「中正」、「介壽」即可知。
在政治大學中的蔣介石銅像，有更複雜的意義須待辯證。名義上蔣介石是中央黨務學校的第一任校長，但是蔣介石並不親涉校務，實際負責校務的是歷任教育長與代教育長，包含丁惟汾、陳立夫、陳果夫、張道藩、程天放、蔣經國…。後來遷至南京紅紙廊後，才改為專任校長，並立「永久名譽校長」之名給蔣介石。
十分明白，從「第一任校長」到「永久名譽校長」之頭銜，都是黨國體制在幫蔣介石張燈結綵，所塑造的匾額罷了。當社會在轉型正義、反思歷史，進行去威權、去獨裁工程時，政大學生竟還要因為這些虛偽的名號，而持續地跟這些黨國遺緒奮鬥。
祛除威權符號、要求校方正視蔣介石身為政治迫害者身分，是台灣轉型正義龐大工程中的重要工作。甚至在祛除威權符號的概念下，我也主張「永久名譽校長」的頭銜應該要收回，因為那自始自終究是在幫蔣介石擦脂抹粉的頭銜。轉型正義的目的，在於為過去威權獨裁體制的政治壓迫進行善後，這樣的路途尚是漫長，沒有誠實的面對真相、不討論責任歸屬與究責，歷史的傷痛永遠找不到出口。
但是，轉型正義不能著眼於單一認同政治的角力，亦即不該是國族認同的「正邪之戰」，而該進一步思考如何超克單一敘事的架構的壓迫性，從歷史與文化脈動中找尋值得我們（誰？）站穩的立足之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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